武松打虎和麋鹿归来

拣了四月中旬的日子，我和一群作家朋友搭上伴，第一次行走盐城。我的衣兜里装着几页行程表，上面写满了各种采风点位，几乎像一支长长的队伍。这支队伍之中，我首先盯住的是位于大丰区的中华麋鹿园。麋鹿可以说是明星动物，其外形独特有趣，角似鹿非鹿、脸似马非马、尾似驴非驴、蹄似牛非牛，故被称为“四不像”。从兴趣上说，这是我必须要看的重点。

但比这个重点还占据C位的点，不在行程表上，而在我的脑子里。是的，一来到盐城大丰，我脑海里抢先跳出一个身影，飘飘地从远处走近，停在了我的眼前。这个人就是施耐庵。

对我来说，施耐庵是如此的重要，以至于要从小时候说起。大约十岁时，父亲领着我到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。从此我成为追书少年，生吞活咽了许多小说。那会儿文学书籍比较单调，大多是红色作品和苏联小说。有一天我意外抢到一本《水浒传》中册，很是欢喜。一日一夜看完，心里虽然快活，却也存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。又有一天，突然发现邻居家有一套《水浒全传》，齐齐整整的三本，派头很足。我赶紧借了来，一头扎进故事中，跟着梁山好汉斗斗杀杀。随后几年，这套书的读瘾隔一些时日便会发作——我一次次地借了又还、还了又借，看了约有七八遍。可以说，施耐庵的梁山故事深度侵入了我的内心，并在岁月中潜伏下来。许多年以后，当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时，我才明白《水浒传》的隐性力量：它对人物的塑造、对词语的运用，早已不知不觉影响了我。

不过我对《水浒传》的阅读，从来只图痛快而不带研究。譬如施耐庵是哪里人，我就没有深究过，只知道他大约是兴化人。这次行走前查了查，才发现因为区域划分的调整，施耐庵已成了盐城人。也许他的原籍尚有争议，但有一个研究点逐渐清晰：他出生在盐城大丰白驹镇，晚年也是在这里创作了《水浒传》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心里像是收到了一道暖光。于我而言，这次游走盐城，首先成了一次亲近施耐庵的致敬之行。

这个下午，我就是这样带着一脑子的水浒之事走进中华麋鹿园。

麋鹿园声名不小，挺有气场，一照面便把作家们的眼睛吸引了去，也让我暂时撇下了施耐庵。一班人上了观光车，沿着一条寂静小道向前开去。路上两边很是开阔，布满了绿地、树林和河池。绿地上不时出现一群群麋鹿，它们在寻食或奔跑。树林边有几头公鹿在闲逛，它们头上的鹿角相当挺拔。河池里则站着两只母子鹿，那小鹿像是刚出生没几天，怯怯地依靠在母亲身旁。有那么一会儿，车子在路边暂停，一头落单的母鹿凑了过来。我们赶紧开了窗户，手捏胡萝卜条递出去，母鹿沉静地用嘴巴一一接纳。

不用说，这些场景让人心畅。我问当地陪同者，这个麋鹿园有多大？麋鹿的数量又是多少？当地陪同者介绍，中华麋鹿园有三千多亩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四万多亩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保护区，目前麋鹿种群数量突破8500头。我脑子里紧急换算一下，面积有十几所大学那么大呢。在这么宽敞的地域里，这些多麋鹿又是怎样组成一个社会的呢？陪同者说，麋鹿界也有强者为王的规则，每年夏天，园区里会上演“鹿王争霸”赛，两只公鹿拼力顶撞，胜出者继续下一轮决斗，如此一轮轮打过去，最后的获胜者便是鹿王。鹿王权力不小，可以“一夫多妻”。正因为强者方能留下后代，麋鹿种群才延续着好的基因并不断繁衍壮大。

这些话听着好玩儿，却也只是微观的视角。细想一下，麋鹿们靠角力构建的社会还是虚弱的。它们的衰盛，最重要的仍取决于人类的态度。事实上，麋鹿在中国大地上已生活了数百万年，辉煌之时的数量曾超越当时的人口。后来随着人类的扩张，麋鹿不断败退减少，最后收缩到了皇家园林里。清末溃败时期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顺便将麋鹿或杀或抢，终致这稀贵动物在中国本土绝灭。好在上世纪之初，英国有一位贝福特公爵爱鹿心切，花巨资在世界各地购得地球上仅剩的18头麋鹿，并渐渐发展成上千头。1986年，麋鹿回家了——中国从英国七家动物园引入39头麋鹿，安置在大丰的自然保护区。有趣的是，麋鹿们是坐飞机返回祖国的，这对它们来说，一定是一辈子最难忘的一次迁徙。有一种说法，当年麋鹿归国，是中英两国在香港回归之外最重要的外交事件。

观光车拐个弯往前开，右边出现了一座石头雕像：汉白玉的圆形座基上，站立着一只壮实公鹿，鹿角有力，神态自由。它的目光像是穿过长长的岁月，望向很远的以前。瞧着这座石雕，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武松的举拳造型。是的，这时候我想起了武松打虎。

在施耐庵的笔下，武松是一位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，性格刚勇，胆大无惧。那一天他路过景阳冈，一时快活喝了十五碗好酒，随后丢开店主“三碗不过冈”的劝言，径直上得山去。不久酒力发作，耐不住“放翻身体要睡”，此时一只唤做“吊睛白额大虫”的猛虎跳了出来，冲着武松就是一扑、一掀、一剪。之后便是武松打虎的场景了，那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写得明白：

那大虫咆哮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，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松尽气力纳定，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。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，只顾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，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。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，只顾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。

施耐庵的这段描写极有气势，并且活脱脱的很是逼真，一个打虎英雄的形象由此诞生。不过细究起来，他写得鲜活是有缘由的——原来他笔下的武松有一个生活中的对应人物。

武松的原型名为卞元亨。他也是盐城人，有一说为施耐庵好友，又有一说为施耐庵表弟，反正两个人关系挺近。元末张士诚起义，卞元亨被召去做了将领，后又解甲重返江湖。他不仅善通诗词，更是“膂力过人，能举千斤”。年轻时一天，听说附近草地有虎，他“徒手独往，以脚蹴虎颌，使虎立毙”。一脚踢中老虎的下巴，让一只大动物骨碎身亡，这确实有些传奇。但活生生的身边传奇，正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——施耐庵据此打造出一条打虎好汉，并呈现了当年的自然生态环境。

显然，当时人与动物不能和平相处。景阳冈上的这只猛虎，老是“出来伤人，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”。武松酒后打虎，正是为民除害。动物吃人，人杀动物，这种争夺生存权的对抗样式，在生命历史中行进了漫长的年月。

而时间到了此时，盐城大丰用自己的方式改写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：拿出一大片好地——这里是太平洋西岸的典型湿地，也是亚洲东方一块难得的净土；拿出最专业的精神——尽心让这里的麋鹿们欢乐奔跑，子孙万千。这不是简单的让渡空间，也不是简单的拯救动物，而是一种修复自然、生命共生的现代行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形成了盐城土地上《水浒传》和麋鹿园的隔空对话，更达成了一场跨越六百年的生命和解。若是武松穿行到今日，只怕也会哈哈大笑地喝上几杯酒，然后拿着胡萝卜行走在麋鹿们的中间。

我又想起了刚才在观光车上投喂麋鹿的情景。春风微吹，天上有云。那头母鹿凑在窗边，态度显着平和，嘴巴不惊不慌地接住萝卜条，眼睛里有安详的光。

作者：钟求是  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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